邵逸夫（一排中）与员工合影
片酬低 人人都是螺丝钉
曾被称作东方好莱坞的邵氏片场位于香港清水湾，当年的邵氏总部如今已成为发行邵氏老电影的天映娱乐公司的办公场地，美国人范威廉是这家公司的总裁。“在我小时候，在美国也能看到邵氏的影片。而且他所培养的一些导演以及桥段对日后的好莱坞电影也产生了影响。比如吴宇森，他就在邵氏从助理编导做到导演，在他日后在好莱坞拍摄的影片中可以看到很多他在邵氏期间学到的技巧。”范威廉说。
邵氏片厂在1960到1980年代曾经热火朝天，24小时运转，每个星期都有一部影片在此被生产出来。而在被邵逸夫买下之前，清水湾只是一座荒山。1957年，邵逸夫抵港，成立了邵氏影业，延续其兄长1926年在上海成立天一电影公司，以及邵氏兄弟此前在南洋经营院线的影业争霸之路。买下这块场地后，邵氏影城的建造耗时7年。
通过老照片，我们可以窥见当年邵氏影业和演员宿舍的模样。卢燕回忆：“当时，从清水湾到九龙要坐一个小时的车，所以几乎所有演员都住在宿舍里。那是公寓房子，条件很好，我记得当时我的公寓有两三间房间，两个洗手间，公司还给我请了一个佣人。”当然，住宿舍的另一个好处就是可以日夜开工。“当时我的工资不多，而且我后来了解下来还比别人少。而邵先生给的解释是，反正侬欢喜拍戏么(上海话)。”卢燕说。有趣的是，面对大众讲话时一口流利英文的邵逸夫，在和员工就工钱讨价还价时却常常一口上海话。因为主演《梁山伯与祝英台》大红的港星凌波回忆，在向老板要求加薪时，邵逸夫回答：“凌波啊，侬看我呒么铜钿啊（你看我有没有钱啊）。”
在当时，邵氏的产片量很大，而之所以能够日夜不停运转的原因在于，邵逸夫完全拷贝了好莱坞大制片厂的工作模式，这也意味着演员和导演只是整个产业中的螺丝钉。“当时，邵氏有足够的制片、编剧、演员、发行人员。”卢燕说。两天前刚拍完的片子，两天后就能上映；片场制度也颇为完善，从创意、开拍到培训一应俱全。演员因为看中平台的实力而乐意忍受低薪，比如惠英红，“当时我每个月只有600元，在别的公司可能有1200元，但是在邵氏待一年，一年后就是10000元和1200元的区别。”但也有人深感压抑，比如曾在邵氏呆了十年的尔冬升，“当时非常不开心，因为感觉自己连一个棋子都算不上，只是道具而已，完全没有选择没有自由。上面说要拍什么要怎么拍就必须怎么拍。”
审时度势 创新电影类型
在邵氏成立之前，香港的电影分成粤语片和国语片两个截然不同的阵营，前者被人称为“七日鲜”，粗制滥造，但受欢迎；后者制作精良却曲高和寡。邵氏必须在两者之间作出抉择。而最终实现“邵氏出品 必属佳片”这一口号的是导演李翰祥出品的一系列戏曲电影。当时，传统戏曲的观众很多，大家都对能够在电影院里看到戏曲感到兴奋。凌波回忆，当年的《梁山伯与祝英台》获得了空前的成功，甚至有台湾观众看了一百多遍，“我们当时在台湾宣传，坐敞篷货车游街两个小时，嘴根本闭不拢，这里叫你梁兄，那边叫呆头鹅，后边又叫凌波，每一个你都得挥手微笑。”
然而在邵氏如日中天时，1963年李翰祥因为和邵逸夫理念不合而离开。次年，邵氏台柱林黛因感情受挫而自杀。邵逸夫面临巨大危机，但他并未放弃。在那段时间，他看了大量片子，很多是日本武士片，希望从中找到新的电影类型。最终，他找到了，那就是武侠片。张彻、楚原和胡金铨以三种不同的风格成为邵氏这一时期的领军人物。“在此之前，没有人对中国文化这么感兴趣。”卢燕评论说。而实际上，在务实的大制片厂制度之外，邵逸夫对于电影的热情和勤奋也是缔造邵氏奇迹的一大原因。据凌波回忆，邵逸夫不仅因为要寻找电影新类型而看大量影片，实际上，看片是他每天的必修课，“当时，整个邵氏影城每一天拍的每一部片子的毛片，邵先生必定会亲自过目，并且告诉我们哪些是拍得不好不要的。你可以感觉到他对电影的喜爱和热情。”
然而，到了上世纪70年代，邵逸夫曾经的下属邹文怀出走，成立嘉禾影业并签下李小龙，对邵氏造成了不小的损失，邵逸夫一度对此手足无措。而最终将邵氏带出窘境的则是李翰祥的回归，这位离开邵氏8年到台湾单干的名导彼时处境尴尬，他发现拍戏和经营到底是两回事，在当年受访时，他曾说出颇为令人心酸的话：“我们不是失败，只是卖的钱总是看不到。刚开始，投资方跟我们签的合同给的费用很高，以后每一年都要改合同，一年比一年低，四年都不结账。”最终，公司因经营不善而倒闭。于是，邵逸夫请李翰祥吃饭，主动抛出了绣球。“我们首先要争取票房，还要争取老板的支持。”回归后的李翰祥说。随着《倾国倾城》、《瀛台泣血》等影片的推出，邵氏重振雄风。
但伴随香港电影新浪潮的兴起，邵逸夫敏锐地意识到已经不可能和新的电影公司竞争，此后，他选择转向电视，在电影业功成身退。但其电影制作迎合市场、制作费用节俭的风格也延续到了后续电视剧集的制作当中。
